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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工资卡转账限额被降到500元”近日登上了微博热搜。

 

这其实不算什么新闻。今年5月末，界面新闻就曾有过报道，上海的苏先生称在没有得到事先通知的情况下，工资卡每日转账限额被下调到500元。

 

苏先生打电话给网点，工作人员解释说，这是支行的行为，是为了保证卡内的资金安全和反诈骗。如果想要恢复额度只能到营业网点去办理。

 

分不清诈骗和正常支付，银行成了给顾客带来不便的“弱智”，当时就引发了争议。

 

可是，即便存在大量争议，各地银行依然我行我素。7月以来，浙江、山东、山西、河北、辽宁、贵州等地多家银行发布公告称，调降部分客户的非柜面渠道交易限额。如今，终于闹上了热搜。

 

01

 

一位从事反诈骗工作人士对媒体表示，银行降低转账、ATM取现额度本意是为了防范电信诈骗等交易风险，由于各家银行风控尺度和理解不同，容易“误伤”普通用户，给大家用卡带来不便。

 

这仅仅是“误伤”、“带来不便”吗？非也，银行未经顾客同意、擅自限制顾客取款的行为，可是违反了法律规定。

 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》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：

 

商业银行办理个人储蓄存款业务，应当遵循存款自愿、取款自由、存款有息、为存款人保密的原则。

 

顾客的取款自由，是受法律保护的。不管银行的“初衷”如何，都不可以擅自限制顾客的取款自由。而这还不是最离谱的做法。

 

6月中旬，吉林银行发布了一项新规定，对客户取款限制作出了明确规定。根据这一规定，单笔取款超过2万元的客户需要向当地派出所报备。取自己的钱，还要跑趟派出所，简直是离谱中的离了大谱。

这么过分的规定，这样漠视法律赋予顾客的权利，一句“初衷是好的”显然有欠说服力。

 

银行这样无厘头地为难顾客，也有自己的无奈。问题出在了银行，根子却在不合理的反诈考核压力。

 

近年来，反诈的压力层层加码，银行承受着各种KPI考核、追责的压力。可是，银行归根结底只是商业机构，是为顾客提供服务的，不是管制顾客的。在外部压力之下，银行只能选择把麻烦留给客户的擅自设限。有些是银行自定的“土规定”，有些却是来自有关部门的干涉。

 

一位国有行分行人士对媒体表示，实际工作中确实有“一刀切”的情况存在，有些是当地监测到近期网络洗钱和诈骗高发，银行网点为了配合属地反诈部门不得已采取的行动。

 

这个“不得已”确实道出了银行的无奈。银行再强势，在有关部门面前也就是个“菜鸡”。“取款自由”“为存款人保密的原则”，就这样被轻易突破了。

 

只要“初衷”良好，顾客的“权利”就可以轻易被“权力”突破吗？这是关乎法治的大问题，需要司法专业人士的解答。但是，在实际操作中，“权力”和“权利”的冲突，是有明显副作用的。权力方便了，权利就不便了。

 

 

02

 

有专业人士提出，“客户应该配合银行做好尽职调查，理解银行采取相应的风险管理措施，银行也要统筹风险防控与金融服务，保护客户资金安全的同时，满足客户日常生活中的正常资金结算需求”。

 

这种貌似平和中正的“完美废话”，真是令人哭笑不得。老百姓取点钱罢了，居然要面对“尽职调查”的超规格待遇，只有诚惶诚恐的份儿。想不配合又能如何呢？想怎么调查就怎么调查，要办啥手续就办啥手续，予取予求。

 

要银行“统筹风险防控与金融服务”，更是纸上谈兵，因为根本做不到。像2023年一季度，小额批量支付系统就处理了11.02亿笔业务，‌日均处理业务量达到了1224.66万笔。‌如此庞大的业务量，要求银行按照“尽职调查”的高标准搞风险防控，显然是行不通的。

 

技术上行不通，但KPI不能不完成。那么，用“一刀切”的方式把麻烦留给顾客，就是不可避免的。

 

反诈这道题，没有“天下无贼”的最优解，那就只好转换解题思路。抓不住诈骗犯，但是抓得住顾客啊。所以，不管监控系统有没有漏洞，标准是不是合理、流程是不是透明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反正就是压力层层加码，最后一股脑儿传递给顾客，就算“尽职”了。

“权力”轻易压到了“权利”，只会好心办错事。初衷是保护顾客，结果却是把顾客管制了。严监控的对象本该是罪犯，却成了大面积监控顾客。以这种本末倒置、角色互换的方式实现“安全”，未免过于讽刺。

 

连基本的权利都得不到保障，安全还有多大价值。而且，限制取款的极端做法不只是带来不便，还会造成金融系统、宏观经济的潜在风险。

 

 

任何的法定权利都有相应的社会功能，不是白给的福利。“存款自愿、取款自由、存款有息、为存款人保密”的原则，不仅是银行储户的方便，更是金融系统信用的基础和金融运转效率的保障。无论“初衷”如何，大范围限制取款自由，都会造成金融系统脆弱的负面印象。

 

因取款不便导致的支付延迟、消费受限，会对造成经济循环的伤害。这些潜在风险一开始或许不显著，但是随着限制取款的影响扩大、时间延长，会越来越不可控。

 

 

03

 

为了反诈限制取款，不仅是安全性和便利性之间的平衡，更是权力和权利之间的优先级问题。即便行使“权力”的初衷再好，也不能损害法律赋予的权利。这是法治社会的常识和底线。

 

反诈的压力的确很大，有关部门急于取得成绩，心情可以理解。但是无论压力再大，措施也要合法合理，技术要可行，程序要合法。任何解决方案，都要以尊重法治、尊重合法权利为前提。何况限制取款的做法是治标不治本，既抓不住骗子，也打不掉诈骗的渠道。

 

反诈是一项长期工作，脱离实际的急于求成并不可取。限制取款的问题出现在银行，解决的方法是要从源头减负。

 

 

反诈的目标要合理设置。预防犯罪并不等于消灭犯罪，“天下无贼”从来都不现实。制定过高的目标，非但不能取得好的效果，反而会让个人权利和企业经营自主权变得更为脆弱。因此，反诈工作也需要循序渐进、固本培元。

 

总之，“为了你好”的初衷不是权力越界的理由。公共事务要少谈“初衷”，多关注“权利”，还要注重结果。

 

归根结底，成年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。同情可以无限，社会资源不是无限的。公共部门的责任不能无限放大，权力不能没有边界。反诈是为了保护弱者，但也不能把银行系统搞成了“弱智”。

 

有关部门尽责预防，银行尽责提醒，少数人还要贪图小利、轻信谣传做出错误的选择，那就要承担相应的风险和后果。